重修朝天桥记

《重修朝天桥记》残碑新近出土，原埋于福建省仙游县中岳溪旁田地。残碑宽，高，厚分别是82厘米，厘米和14厘米。碑额篆刻“重修朝天桥记”六字，碑文漫漶不清，可识读部分如下：

“是桥在仙溪邑西四十里许，梁山紫帽诸山之张合...封君松菴居士郑公出已粟兴募，里耆英士事董成之，厥...翰林庶吉士授国史检讨出入禁。近念□亲垂桥□，允终养将廿年，亲事已毕，将北上。乡人以之桥仗之，冀其...众辈相与助成之。桥旧有二门，石为梁，今增中一门...广实□倍之故梁。但以木为之，恐风雨不禁岁月，上覆...十月乾，功于明年庚子三月也。诚因访廷纲道途于...请诚为记其实于右。柳视周□□□有辰角见而...纲得...重造安利桥，以已请于柯先生...合里造之桥，众请记于诚，数改其名曰“朝天”，在易柯之名...出□之意盖亦有□秋此乎。之桥功之初未竟，及...赐进士文林郎，敕总京畿学政、奉政大夫广东道监察御史...（林诚）。乡亲吴廷瑞，庄本余，陈推广，曾绑曾...吴胡希，吴胡高，陈廷烜，林...余禹成，刘...郑叔环，郑仕昭，张...成化十六年庚子吉日立。”

由碑文可知：

“朝天桥始建时间不详，后郑纪父亲松菴带头捐粟倡建。后桥再毁。郑纪感念父亲热心公益，为父丁忧居家近20年，即将北上复职，并且乡人希望他出面倡建，于是带头组织。在乡人共同努力下，桥梁建成。原桥只有一石墩，上铺石梁。现增一石墩，桥身拓为原宽两倍。若桥面用木头铺就恐怕不耐岁月侵袭，所以（还用石头）。成化15年（年，己亥年）10月动工，第二年（成化16年，庚子年，即年）3月竣工。我（林诚）刚好过访郑纪，他就请我写桥记，将造桥事实略记一下。先前，郑纪修建安利桥（金凤桥）请柯潜作记。现在，乡人修建此桥，大家请我作记。我数次改桥名，最终定为‘朝天桥’。赐进士文林郎，敕总京畿学政，奉政大夫广东道监察御史（林诚记）。成化十六年（年）庚子年吉日立。”

古朝天桥已毁，现为水泥桥。桥头立有嘉庆十年（年）的《朝天桥》碑，上载：“朝天桥为明尚书郑东园（郑纪-年）之所造也，架石为梁柱。”聊聊数字，却和明代《重修朝天桥记》所述相符，说明是石梁柱，即石墩石桥面，非木质桥面。笔者查康熙间《仙游县志》，并无相关记载。而乾隆间《仙游县志》(乾隆36年本同治版)却载之甚详：“朝天桥，旧名中岳桥，后废。明正统五年（年）郑恒淑（字松菴，郑纪父）重建，改名嵩溪桥，寻圮。成化十一年（年）恒淑子尚书纪倡修。疏为三间，作亭其上，易今名。郡人御史林诚为记其事。”县志在桥名，倡建者，作记者和桥的形制上并无二致，然建桥时间有异。乾隆县志载为成化11年（年），桥碑载为成化15年10月动工，成化16年3月竣工，并且注明成化16年是庚子年。很显然碑文更为具体和权威，而县志记载或有错讹。

另外，《乾隆县志》还载有其它相关信息：“万善里中岳溪，在县西四十三里。源出梁山之阴，汇文贤屏山、紫帽山两条涧水，过真武桥，入大目溪。《郡志》误载文贤里。大目溪在县西四十里，亦名平明溪。西承中岳溪，北接文贤洋坂溪，东过碧潭，南与善化三会溪合。其溪平衍广阔，春水弥漫，望之如江，相传古有神僧大目者，结茅溪岸。”可见，县志编校证勘还是很严谨细致的。但是美中不足，就朝天桥建桥时间来看，县志或有歧异。

然而需要指出的是，《八闽通志》所载建桥时间亦是“成化11年”。《八闽通志》是明代黄仲昭于弘治二年(年)成书，比乾隆仙游县志（年）成书早年，其时郑纪尚健在，自然是《乾隆仙游县志》的蓝本之一，以至于建桥时间一脉相承的谬误。

另据游心华先生查阅明代陈迁《仙溪志》载：“中岳桥在万善里中岳寺右，元延祐(-年），邑人张子清建造。至正(-年）子清孙县尹礼修，镌勒石梁，见（“见”同“现”）在后，为洪水冲断。成化己亥年（成化15年，年）郑检讨纪□乡之家事重造改名朝天。弘治己酉冬灾（弘治二年，年)。”陈迁（～年）和郑纪(-年)是同一时代人，《仙溪志》所载修建年代也是己亥年，更加佐证《八闽通志》和《乾隆三十六年仙游县志》的记录是错误的。

明代陈迁的《仙溪志》将朝天桥的建造历史又推前了近年，而有史可证的朝天桥石质桥面的历史也推前了多年。

又查《八闽通志》载：“朝天桥旧名中岳，在中岳院之右。旧废。正统五年，邑人郑恒淑捐资重建，改名嵩溪。成化十年圮于洪潦。十一年，其子纪倡众重修，吃流之墩二，泄水之门三，其上有亭。桥成，纪适以丁内艰服阙，将朝京师，乡人因易以今名，郡人林诚为记。”此载多了桥名由来“以丁内艰服阙，将朝京师，乡人因易以今名。”此种说法甚是有趣，却也有理。

《重刊兴化府志》载：“成化元年(年)，仙游人郑纪倡建仙游鹿鸣桥、步云桥，重修青龙桥。”凡郑纪所修桥名都颇有“功名”意味---鹿鸣，步云，登瀛，青龙，朝天。比如，郑纪作《重修鹿鸣桥记》曰：“今桥兴而鹿鸣，鹿鸣则贤才出。今二鹿相继而鸣，其兆岂偶然耶？”比如，“登瀛”据说是因郑纪“复职业于瀛洲，乃名之登瀛。”，郑纪曾作记“里之子弟扶策弹冠，观光上国者皆由于是”（《东园全集》）。而“步云”，不言而喻是“平步青云”之意。

天顺四年（年）庚辰三月十五日，英宗临策会试举人。举子《殿试策问》卷经主考官吕原和柯潜审阅敲定，呈送英宗特选第一甲三名，第二甲五十名、第三甲一百三十名。而据《东园先生年谱节要》：“四年庚辰，先生年二十八，春闱中第十五名，刻文为试。殿试中头三甲第一十五名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”如此说来，年长郑纪10岁的柯潜是郑纪中进士时的主考官，算得上是郑纪的“老师”了，加上两人是同乡，所以关系十分密切。因为柯潜是好朋友郑纪的“恩师”，所以撰碑者林诚在碑文中特别提到此事。其实，林诚也是莆田人，仅小柯潜2岁的他于天顺八年（年）才考上进士，比柯潜中进士晚了整整13年，比郑纪也晚了4年。而柯潜天顺四年（年）就当上了主考官。林诚在碑文中数次提到柯潜，也是有向同乡学长前辈致敬之意。

碑文作记者林诚，明代监察御史，字贵实，号井庵（-年），莆阳城关右厢龙门下人，天顺八年（年）进士。初由兴化县学转广西驿丞，再拜广东道监察御史。成化十九年(年)复入京，仍除湖广道御史。归莆阳居二年卒于家。《八闽通志》编者黄仲昭对他评价很高：“林诚遇事敢言，无忝厥职，是皆有德业位望，卓然一时者也。故特论著，而列诸名臣云。”

林诚与郑纪，两人过从甚密。据《东园先生年谱节要》载：“郑纪，十九年癸卯，先生年五十一，朝旨促以告林侍御先发。先生送至武夷山而归，有武夷百咏诗《晦菴寒棲馆记》，见《武夷誌》。”送君千里之外复仕，此情可待成永恒。林诚成化八年(年)，诚谢病归莆阳养母，家居凡十年（-年）。而郑纪于景泰八年（年）自陈致仕归养二亲，家食二十二年（-年）。两人共同致仕在家的时空交集长达10年，但据郑纪为林诚撰写的墓志铭，两人“以兄弟相视者三十有五年矣”，即年起开始交往。林诚那时26岁，郑纪年仅19岁。

查阅《东园先生年谱节要》：“景泰元年庚午，先生年十八，是年大比，实斋杨公同赴秋闱，先生从行，欲入试。”或许是在漫长的应试路途中，两人开始认识，互相鼓励，共同进步，并结下终身情谊的。正如墓志铭中提到的那样：“予与公乡荐同年，养疾同归，疾痊同起。”

成化二十一年（年）10月，郑纪复仕翰林院检讨。是年林诚病逝，郑纪为他作《文林郎監察御史井菴林公墓誌銘》，洋洋洒洒近两千字，声泪俱下，闻之动容。墓志铭收入郑纪《东园文集》卷十二：

“成化乙巳（年），监察御史林公致政于家。又明年丁未十一月晦，卒于正寝。兹卜塟城南寳涧山之原。其孤近龙，奉其内弟广西少叅吴君昭所述事状，请铭于予。予与公乡荐同年，养疾同归，疾痊同起，以兄弟相视者三十有五年矣（-年），铭安可辞？”

墓志铭对林诚生平为人为处事极尽详细，并提到两人交往细节：“癸卯，疾痊还京，予送至武夷，宿文公精舍数日而别。”前面提到，此事载入《东园先生年谱节要》，可见和林诚的友谊在郑纪生命历程中是有多么的重要。墓志铭还提到：“（诚）巡部至嘉兴，以学宫祭器多周制，迺曰：‘吾巡畿甸，尚为豫譲，立祠先师孔子，可无报乎？’遂命工依式范之，计五百余事，驿送阙里。予往岁谒孔林衍圣公，并其文移图式出以示予，曰：‘此林侍御之功也。’”两人惺惺相惜，互相关怀，虽千里而心相连。

郑纪林诚二人有诸多相似点，比如“先斩后奏”的耿直脾性。墓志铭提到：“甲辰，上章乞骸，不允...乙巳，又上，不待报，即以原奉符勑差人进缴，径自淛抵家，莆士大夫相与骇愕。踰数月，报章下，特许致仕，盖知公不可留也。”这点和郑纪如出一辙。《东园先生年谱节要》载：“景泰八年三月，自陈致仕，归养二亲，不允。八月遂引疾作草堂,屋室之东,为养亲。余暇静□之，因号东园草堂，家食二十二年。”两人先后复仕，恐怕也是互相影响的结果。墓志铭文曰：“公之为人，温温克克；公之处世，卼卼（wù）臲臲（niè）。公之立朝，謇謇谔谔；公之居家，澄澄澈澈。公之政望，轰轰烈烈；公之进退，斩斩截截。呜呼！君子取人，先观大节，我铭公墓，千载不灭。”敬佩之词可谓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

朝天桥在郑纪辉煌的一生中，始终占有一席之位。因为它见证了一位刚正不阿，气节高尚，关爱桑梓的三朝元老的风骨。透过碑文，人们也得以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。范仲淹说过：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；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或许，这些赘语能对今人有所裨益。

（图文作者：陈震辉，稻田）